我自2002年进行当代旧体词的创作，至今逾十五个春秋。出过四个集子，但我最看重的是2012年中国青年版的《南园词》，自此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号“南园词”。《南园词》是一个选本，选词一百首。这本《南园词二百首》是在原有一百首的基础上，叠加一百首，故有此名称，实为212首，其中的组词都只算一首。《南园词二百首》仍为一个选本，若干年后再出《南园词三百首》。虽然己创作三百多首南园词，但我不想全拿出来，有些词放一放，沉淀一下可能会更好。

      我在《南园词话》中说过，“词是什么？词，是古人创造的既能通天入地，又能探幽访秘的‘神器’。词的神奇性在于，能以最精短的语言实现人性的深度表达，又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人类遥远的精神故乡。那里有父亲的微笑，母亲的叮咛。”南园词遵循我的这一创作理念与精神向度，并且让它呈现出无庸置疑的当代性和艺术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我个人在写作南园词，而是时代在写作南园词，因为我赶上了一个中华文化复兴的好时代。《南园词》出版后受到读者和学界的关注。目前，评论、研究与赏析《南园词》的专著有《南园词评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版)，《旧体词的当代突围——以蔡世平南园词为例》(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版)，《南园风景——蔡词赏析》(线装书局·2012版)，而且这种研究还在继续，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如何继承诗词传统？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在创作实践中加以解决。南园词用的是《康熙词谱》，也就是说是以唐宋词为模范的。《康熙词谱》的特点是，客观地、全面地呈现唐宋词的整体风貌。一个词牌有多种写法，但关键地方、关键部位每个词人又都是十分在意的。唐宋词是在创作实践中发展、成熟的，一定有不少不能取得“共识”的作品，在当时就被淘汰了。这事实上考验唐宋人的审美眼光，同时，也事实上考验今人对于词的鉴赏能力与审美能力。

      一个基本事实是，唐宋时期的词创作是没有韵书的。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词通论》中指出：唐宋词韵，不在韵书，而在唐宋两代之词。因此我说，今人不可拿《词林正韵》“以绳”唐宋词韵，进一步说，也不可拿《词林正韵》“以绳”当代词。陈祖美先生指出：“词韵不同于诗韵。在古代填词是为了应歌，而不是为了应举，无须受官韵束缚。词韵较之诗韵为宽，它可以平上去三声通押，也可以间用方言。至于邻韵，则近邻、远邻都可用。”（《李清照诗词选》第95页，商务印书馆）如果拿《词林正韵》“以绳”南园词，也会有“出韵”的地方，但我仍然坚持个别地方用了“邻韵”，“近邻”甚至“远邻”，也“间用方言”。我以为遵循艺术规律的词创作才是重要的。人间有一个至高的“道德律”，同样有一个至高的“艺术律”，这就要靠个人的理解与分寸的拿捏、掌控了。当然怎样用韵，可以进行深入讨论。

      李元洛先生和杨景龙先生，是两位在诗歌领域打通了东西方，也打通了古今的当代“诗歌通人”，是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令人敬重的作家、诗人。他们皆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新诗，同样以极大的热情歌唱旧诗。两位大家站在当代诗词发展的高度，分别为南园词写下超万字大文，于我是鞭策是警醒，于读者也是不无补益的，特录于后，借以表达我的敬意。

      2005年7月13日以来，《洞庭之声》报展开了对《南园词稿》的争鸣。学术界和读者针对《南园词稿》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争论十分激烈。无论是批评还是鼓励，都是对我的关心与爱护，有助于《南园词稿》的创作与提高，也有助于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在此，我对关心我的读者和各位评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原来创作一些散文，也有一定的成绩。2002年开始写词只是偶尔为之，玩玩而已。心态放松，不那么主动找词写，而是顺其自然等着词来找我，而有时候词就真的找上门来了。有一回岳麓山下一位文学朋友，发短信给我，说她在橘子洲头看闲云。我突然“灵心一动”，联想到小时候夏天的傍晚看火烧云的情景，几乎是随口念出了一首《生查子·江上耍云人》的词：“江上是谁人？捉着闲云耍：一会捏花猪，一会成白马。  云在水中流，流到江湾下，化作梦边梅，饰你西窗画。”这首词思想性虽然不是很强，但从纯艺术角度上讲，从培养对词的感觉上讲，还是可取的。我猜想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夜》、辛弃疾的《清平乐·茅檐低小》、吴激的《人月圆·有感》等等应当都是这种状态下，随口说出来的。我的不少词作都是这样创作的。因为只有随口说出来，才能做到“天衣无缝”，仿佛“上帝抓着你的手在写”，才能找到写词的十分快乐的感觉。

      词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东西，一个词牌，把字数、句式、平仄、韵律都规定了。我不觉得这种戴着镣铐跳舞有多么不方便，相反倒能获得某种写作的自由，非如此不能表现词的独特的美感。

      艺术的本质在于逼近人的精神世界，词当然不例外。形式是不重要的，也容易做到，内在的精神质地这才是词的生命。人在这个世界上说到底是狐立无缓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个“独”就是人类共通的“独”，这样的诗才具有普遍意义，才不朽。本质上人是虚弱的。人有时候逞强，这也是虚弱的另一种表现。美国那么强大，但他还怕本拉登呢！因此，人常常在找“伴”，找理解、找帮助、找依靠。这种寻找会贯穿人的一生。艺术不仅要表现人的这个“独”，表现人的这种“寻找”，而且要表现人在寻找的过程中得到的一种温暖。这样的寻找才会有意义，才会安妥一个旅途上疲惫的灵魂。我以为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种温暖到哪里才能找到呢？答案只能是你的“娘家”——你出生的故乡。因为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只有泥土才可靠、才朴实，也才最温馨。

      应当说，《南园词稿》是浸染了我的这种生命体验的。我想这也是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写月亮“看她天上俏，病了有谁怜”（《临江仙·咏月》）；写非典“我念青山应不老，甚原因，处处还风险。天不语，空凄怨”（《贺新郎·非典》）；写人生的困顿“草木人生谁护理？拟花期，无奈春难守”（《贺新郎·叶落秋心》）；写感情的波澜“梦中只觉情山老，一夜沧桑海变田”（《鹧鸪天·天涛地草》）等等。在这里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助，困惑与忧伤。但是在“到娘家，问寻泥土”（《烛影摇红·八景文思》）；在“总记得，花猪栏里闹；总记得，花鸡枝上叫。荷花白，谷花黄。归来放学抓猪草，几家顽伴捉迷藏。喊声声，声巧巧，是亲娘”（《最高楼·悲嫁女》）；在“不知梦里，何时醉倒，横卧柳荫旁。乡音浓淡菜根香。看小妹，采青忙”（《燕归梁·乡思》）；在“村中故事年年老，续入半坡深腹。成厚土。望北岭青茶，红了南湾橘”（《摸鱼儿·飞燕山》）；在“乡里汉，城中久住，亲昵还是泥巴”（《汉宫春·南园》）；在“行到天边生晚照，天涯红透相思草”（《蝶恋花·牧羊舞韵》）等等这些词里读者莫不感到一种人生的温暖与慰籍。

      一天，我去友人的乡下小筑做客。作了一首《江城子·兰苑纪事》的词：“竹荫浓了竹枝蝉。犬声单，鸟声弯。笑说乡婆，山色拌湖鲜。先煮村烟三二缕，来宴我，客饥餐。  种红栽绿自悠然。也身蛮，也心顽。逮个童真，依样做姑仙。还与闲云嬉戏那，鱼背上，雀毛边。”我前面说过好的词是自然流出来的。但是哪有那么多好词流出来呢？更多时候是写不出词的。所以，就常想词在哪里的问题。但是当我完成这首《江城子·兰苑纪事》的时候，便悟到词原来是在“鱼背上，雀毛边”呢！

      词在天地间活跃，在人心里养着。但是她一定得依附一个具体事物，才能象化。我以为，只有形象化，有特色的语言，才能使词“原形毕露”。而这种语言又必须是今天的，现代人的。这样的词才能被当代人接受。我比较重视语言的新鲜与张力，表述的随意与自然，尽可能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像“难瘦胸中旧样，十年梦，没个商量”（《满庭芳·旧忆》）；“十里心洲，寸寸相思厚”（《醉花阴·初春》）；“昨夜蛙声染草塘，月影又敲窗”（《燕归梁·乡思》）；“才捏虫声瓜地里，又拎蛇影过茅墙”（《浣溪沙·饕山餮水》）等等，这些口语化，以及险字、险词的运用，是增强了词的现代气息的。

      中国新文学学会编辑此书时，嘱由作者写一点文字放在前面，给读者一个提示，我也觉得有此必要。只好麻起胆子吆喝两声，且做一回卖瓜的王婆，聊博读者诸君一笑。

      我在2002年创作当代旧体词《南园词》时，就开始了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关注和诗词发展的理性思考。

      《重视和关注旧体诗词创作，是中国文学的时代要求》写于十一年前的2005年，算是最早的一篇。文章提出主流文学应当重视完全边缘化的旧体诗词创作，承认旧体诗词的现实存在，以宽广的胸怀、宽容的态度接纳旧体诗词，给旧体诗词一个合法的当代文学身份。

      《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写于2011年，承继的是前文的思路，谈的还是诗词文学。这时我已由湖南进京。

      《迎接中华诗词的崭新时代——从绿杨出发》写于2012年。面对的是中华诗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苏，至新世纪到来约三十年时间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对于旧体诗词来说，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华诗词研究院又于2011年9月7日在北京成立，院址也由北京东交民巷九号院（又名“紫金宾馆”）搬入位于海淀区的“绿杨宾舍”，是为国务院参事室第三办公区。作为主持中华诗词研究院全面工作的副院长、法人代表，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遂有此感。但这篇文章仍然是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从如何提升诗词文学品质这个要素在谈诗词。

      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仅仅从文学上讲当代诗词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当代诗词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为准备2014年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中华诗词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年我写了《诗性·智慧·人格——试论中华诗词的民族精神涵养》，文章不是从研究诗词问题出发，也没有纠缠诗词创作问题，而是换了一个角度，主要从诗词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方法和工具的角度，论述其如何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诗性思维、人生智慧和人格操守。文章凸显了诗词的社会价值。这种关注显然视野更宽阔一些，也更理性、更符合实际一些，于诗词创作也有启示意义。

      梳理中华诗词的发展脉络，发现诗词由最初的民间即兴写作，如先民的《弹歌》、《击壤歌》等歌谣，继而演变为主要由精英(如封建社会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创作，再到今天国家政体的改变、诗人身份的转换，凡是有点文化、有点诗词想法的人，都要来写一点诗词，差不多变成诗词的“全民书写”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词发展形势。由此看来，今天的诗词不是写作者少数人的事情，而是同时包括欣赏者、使用者在内的社会大多数人的事情。诗词不是小众的事业，而是大众的事业。诗词也不是某些人的个人专利，而是民族的文化大业。随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复兴，诗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她的春天已经到来，更需要我们养护好这个春天。基于这种认识，2014年我写了《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文章强调今天的诗词主要不是诗词文学，而是“诗词文化”，从“文学”到“文化”，一个字的区别把今天的许多诗词问题、诗词现象都点到了，虽说不可能一下子讲得很透彻。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我是一个看大不看小、看宽不看窄的人。面对一片苍茫的原野，我喜欢参天大树，但更喜欢茵茵绿原。

      思考仍在继续。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想法，或者说坚定的信念，就是进入新的时代、新的世纪后，中华诗词一定会有大起色、大发展，甚至会出现一个可与唐诗宋词比肩的高度。这就需要我们的诗人词人认识这个时代、吃透这个时代。认识了、吃透了，方有大想法、大作为。常识告诉人们，历史的高度是看得见的，未来的高度则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则有可能，关键是今天的人要有志气、有勇气，要敢于创高、敢于超高。基于此种想法，2015年我提出了“中华诗词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么一个论题，并从诗词语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诗人身份、诗词地理、传播方式、文学理论、人的现代化这七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算是我在从2002年至今14年的这个时间段内，对于今天中华诗词发展思考的一个小结、一个归纳，书名《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其意亦在此。

      从上述几篇文章中，读者或可以清楚地看出我思考的几个时间节点与思想脉络。

      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陈进玉先生看了《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清样后问我，如果不从湖南来京，对于诗词，你会如何想？如何做？我回答说，我只会从文学艺术这个角度来思考诗词、创作诗词。因为在地方，我只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创作南园词，进京后我具有了作家和诗词院领导的双重身份。尤其是在中华诗词研究院这么一个国家平台上，看诗词的视域更宽阔了，对自己不仅有了创作好“南园词”的个人愿望，更有了发展好当代诗词的内在要求。2011年七月，我由湖南调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参与中华诗词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四年多来，我得到了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领导的关怀、支持和指导，得到了参事室机关和诗词院同仁的帮助。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特约研究员的学问识见、道德文章，于我也是一种无形的滋养。可以说《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的形成，也是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这个大集体的劳动与智慧分不开的。

      我不是诗词理论家，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只是在主持中华诗词研究院的工作中、在“南园词”的创作实践中，想到一些什么、感悟到一些什么，就信笔写了下来，也算是对自己、对诗词界的一个交代。文章不成体系，体例也不一致，粗疏甚至错误之处一定不少，诚望方家和读者批漠评指正。

      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是从比较大的诗词层面上说的。这些年来，我还写了一些诗评、文评，以及书法、绘画等艺术随笔，将另集出版。罗辉先生和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给予本书出版以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写散文了。我不知道把十年前零零星星在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发表过的一些所谓的散文收集起来，印刷成书，在今天这个文化流行比风还快的时代，有多少意义。读者还会喜欢我的散文吗？我心惶然。

      我知道，除非天才，一个人是不能同时做多种艺术性工作的，尤其对一个在体制内挣钱养家糊口的人更是如此。从二○○三年我把“当代旧体词”创作当作一件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时，就几乎放弃了散文经营。但这不等于我不喜欢散文。散文给了我温暖。我对散文仍然充满了敬意。是多年的散文写作使我今天在“当代旧体词”创作上有一点点成绩。同时，我对散文也怀了深深的愧疚。半途停下来，飘然而去，这不符合我的性格。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会旧情重拾，把一些断断续续的思绪敷衍成文，给年轻时代的散文梦，一个最后的微笑。

      年岁长了，就喜欢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用双脚走过的泥泞小路和用手书写过的毛边文字。编这个集子无外乎就是给自己一个方便，也给关心我的读者一个方便。

      没有中国书籍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安民先生和“中国风文丛”主编王海峰先生的鼓励和帮助，这本小册子是不可能面世的。赵安民先生和刘洁琼女士还做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其诚可感。我向他们表示谢意。

《南园词稿·后记》

      2005年我出第一本词集《蔡世平词选》，编选作品时，河南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评论家刘恪先生对我说，你应当把自己不甚满意的作品也收一些进去，可以看到你的创作整体面貌，人家写评论也有话好说。今天想起来这话有一定道理。

      人是社会的，作家的写作虽然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和坚守，但仍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尤其中华诗词的友情表达、应酬唱和是一个绕不开的题材，也是一个重要传统。我们注意到，新文学创作的作家，没有人会要求写一篇小说或是散文给他（她），但旧体诗词写作，这种事就会经常发生，这也就是新文学与旧体诗词的不同。当然自由体新诗也有这样的写作，如致某某，但一般都是诗人的主动写作，没有被要求这样写的。

      在今天旧体诗词创作上，我可能是受益比较多的一个。因为南园词的创作，二零零六年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因为南园词的创作，二零零七年当选第三届湖南岳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还是因为南园词的创作，二零一一年调国务院参事室，参与中华诗词研究院的筹建，并于二零一二年出任副院长（院长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兼任）、法人代表，主持中华诗词研究院的全面工作。

      二零零二年四月里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填了两首词，感觉不错，就又填了几首，但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只是玩玩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旧体词创作，是在二零零三年非典期间。从这个时候起，才把它当成我的一个文学事业去做了。

搭个山棚，引顽藤束束，跃跃攀爬。移栽野果，而今又蹿新芽。锄它几遍，就知道，地结金瓜。乡里汉，城中久住，亲昵还是泥巴。    
难得南园泥土，静喧嚣日月，日月生花。花花草草，枝枝叶叶婀娜。还将好景，画图新，又饰窗纱。犹听得，风生水上，争春要数虫蛙。

      当我依照《康熙词谱》，用当代语境，完全的白话语言填了这首平仄严谨、格律规范的“旧体词”后，我认为旧体诗词仍然活着，活在汉语言文字里，活在当下世俗生活里。旧体诗词在今天仍然是有前途的，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和认真经营，创作出属于今天的诗词文学作品。比较我的散文和旧体词创作，发现自己写散文还从来没有找到过像写词那么顺当、痛快、轻松的感觉。也许自己就是一块写词的料。我不承认文学体裁谁优谁劣，关键要看更适合谁。我相信，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被边缘化了的旧体诗词一定会走到前台来，共同参与当代文学的大合唱。打这以后，我坚定了当代旧体词——南园词的创作，并且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己经经营二十多年的散文。

得感谢南园，是南园成就了南园词。

      南园是我湖南岳阳城里的家。一九九二年我所在的新闻单位分房子，幸运地得到一套独门独院的一楼住房。门向南开，故称南园。而这一幢楼的住户都是北向开门。这对于一个生长于乡村，对土地有一种本能亲近，久居城市的“乡里汉”来说，能有一个泥土家园，其爱怜真是难以言说。于是开始了精细的南园耕耘。我挖了池子，堆了山石；翻了泥土，种了菜蔬；栽了花木，引来蜂鸟；搭了棚架，牵上瓜藤。南园虽大不盈亩，然隐于闹市，曲径通幽，自是十分好处。只要有空闲，我都会打理于南园，消磨于南园。当写不出词来的时候，就会去南园走一走，这里摸摸绿叶，那里理理花枝；看天上云舒云卷，闻泥土香袅香绕。南园是我的手足兄弟。南园是我的知心朋友。当我写不出词来的时候，我会盯着南园的泥土，然后看到一丝丝热气冒出来，这时候词意就会嫩芽一样在心中生长。在岳阳居住的那些年里，绝大部分词是在南园写的，说每一首词都有南园的影子实不为过。

南园栽树木葱茏，好留山鸟谈天，要借天风，生成浩荡；
卜筑集图书博雅，还请文翁讲古，便将古意，化入苍茫。

说穿了，我是通过南园来融入自然、融入社会的。南园是我的创作基地，当然也是我的一种创作思想或创作策略。

甲午新年至，身向故乡栖。晨光邀我去看，湖上雁翎飞。路遇童年伙伴，一脸太和气象，笑问几时回？把酒松阴下，活泼两村儿。
嚼草根，咽糠饼，啃干茴。于今最难放下，风雨雪霜雷。醉眼黄泥地里，点点青青绿绿，春又画人眉。老了方明白，土是养心肥。

      我在《南园词话》第一则中写道：“词是什么？词是古人创造的既能通天入地，又能探幽访秘的神器。词的神奇性在于，能以最精短的语言，实现人性的深度表达；又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人类遥远的精神故乡，那里有父亲的微笑，母亲的叮咛。”这即是我对词的理解，虽无学问气，但非此则不能状其神。

      词，是汉语言文字对华夏民族精神表达空间的极大扩张者，而同时又是文字极其省俭者。词是柔软的，而又是雄强的；词是世俗平凡的，而又是典雅高贵的。也许我的这种认识有些绝对化，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

      从流传下来的经典词作品看，我以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种文学体裁能像词一样，以极其省俭的语言，或幽微或宏阔地彰显了人的精神世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你能体会作者的心境，但你用几千上万的文字恐怕也难以准确地把这种意蕴表达出来。而且只会越想讲清楚越是讲不清楚，以至于乱麻一团，纠缠不清。但是，词就是这样，它只需十几个几十个字就够了。试想想，中华民族若是少了这种词文学，那会是多么的乏味与无趣啊。从南园词的创作实践看，同样可以验证这一点。南园词《鹧鸪天·俗眼留蓝》中的句子：“疏星远送无穷碧，俗眼能留一段蓝”，《水调歌头·黄河》中的句子：“黄土高原血，红入海潮波”，如果用散文来表述，我不知道需要多少文字才能把词中蕴涵的意思表述出来，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读者绝对只会喜欢我的这两个简短词句，而不会是臃长的散文。这也是我为什么着迷于南园词创作的一个原因。相信也会是今天大多数诗词爱好者神往于词的欣赏与创作的一个原因吧。

      当然，是汉语言文字摧生了词文学。说句玩笑话，也许是因为词的需要，才有了汉语言文字呢。

      我体会到，几千上万年积淀的汉语言文字，无疑是词的沉厚土壤。也许只要作者稍具词心，词的根须就会紧贴上泥土，使之迅速存活下来，然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久，你就会体会到庄稼人收获的快乐。汉语言文字给词文学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表达空间。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最使人心驰神往的是，你可以通过自己刚刚完成的词句，或将要完成的词篇，即可瞭望到海之廖廓、天之高远。尤其令人心旌摇曳的是，你可以通过词的创作，或观察到或体会到人身体内极细微的心灵律动。这可能是目前科学还不曾抵达的测量深度。这便是词艺术的不可思议之处，是迄今为止任何文学文本不可替代的。对于汉语言文字，词具有先天的，独一无二的优势。

      我还体会到，词的这种组织结构，同样是令人着迷的。她的长长短短的构件，平平仄仄的声韵，搭建起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汉唐建筑或苏州园林。这是中国人的家园之梦，是中国人一千年两千年都在做着的家园之梦。如此诗意雅致的家园之梦，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都能实现，但是人们可以在词的创作与欣赏上把玩这个梦、实现这个梦，从而或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叶落响秋声，行也西风客。才送洞庭星，又赶昆仑月。

      明月满兵楼，兵老乡思切。似见故人来，对看天山雪。

这首《生查子·月满兵楼》的词，他写于一九七六年秋天。那时侯他在天山脚下戍边，已经是老兵了，他知道是秋风紧追着日子不放，把他由新兵赶成了老兵。那时他才二十岁，新的生活刚刚起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啊！

      一晃三十年过去，他的人生真正进入了秋季。掀者如斯，不舍昼夜。他知道，人除了感伤，对逝去的日子毫无办法。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过去的日子便成为历史。日子因人的存在而显示出意义。日子完成了人的一生，并且使一个一个的生命丰富、生动起来。那么，把个人生活的某一阶段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是人类文明的要求，也是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我以时间为顺序，选编了这本诗集。军旅十五载，是诗的主体，故书名《回忆战争》。从一九七二年十七岁那年开始写诗，至今三十一年。写新诗亦写旧体诗。心灵所动，化而为诗诗，尤其新诗写得不好。我珍视它，是因为它在我心里养着。并且，留下一个平常生命在这个时代的印记。

注：《回忆战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版

作者简介：

      蔡世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湖南理工学院中国当代诗词研究所所长。

整理：杨怡
资料：来自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