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江堤浅水，寒气未消，但春意已然浸润湖洲。杨柳枝青，草尖凝绿，似有若无。这时候一个年轻人信步长堤。旭日初升，青春烂漫，诗思随江水涌动。这个年轻人就是汪德辉先生。这是一九五八年农历二月里的一天。这一天他写下了人生第一首可以拿出来发表的诗：《南湖洲遣兴》。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立志篇。他的家就在洞庭湖畔湘阴南湖洲镇新坪村，家居应是靠着江堤吧。古人登楼览胜，感慨吟诗。南湖洲没有楼，他正好登堤放歌了。1958年，那是一个生机勃发的年代，也是一个热浪翻滚的年代。那时候的有志青年无一不是合着时代的节拍，踩着激昂的鼓点，大步向前迈去。那时候汪先生应是十六七岁吧，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正摩拳擦掌，为国家建设一显身手而跃跃欲试啊。汪先生用一首小诗抒写了人生的抱负与豪迈。

      汪德辉先生可能没有料到，正是这首《南湖洲遣兴》从此决定了他的生命形态。指出这一点对读者是有启示性意义的。我以为，人，只有认识自己的特点，发现自己的潜能，才会活得清醒自信，活得个性鲜明，活得千姿百态。世界也才会因此而美丽。读《临湖轩选集》，我们发现汪先生从《南湖洲遣兴》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吟唱。这个从芦苇竿夹墙，牛屎巴糊壁的洞庭湖区农家茅草房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毅然走进了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的大时代。他随时代的命运而呼吸而歌吟。他参与并组织领导了共和国一个县、市的全面建设。他由一般干部到共青团县委书记、共产党县长、县委书记、地级市人民政府巡视员。他的生命溶进了轰轰烈烈的时代。他的诗歌也随时代而飞扬。

      《临湖轩选集》共收入作者从1958年至2009年五十多年间的近千首作品。“好从墨海放飞舟”，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常生命清晰的生命路线图，也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平常生命的生活世界和精神图谱是如何建构和完美的。

      我在拙著《大漠兵谣》开篇时说过，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过去的日子便成为历史。日子因人的存在而显示出意义。日子完成人的一生，并且使一个一个的生命丰富、生动起来。那么，把一个人的生活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是人类文明的要求，也是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汪德辉先生用诗歌记录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所思和所想，从生命个体的角度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地域文明史和社会发展史。这首《汨罗公社哲学试点》的绝句就写于1968年。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荒诞的年代。当时汨罗学哲学在全国是出了名的。那时候，毛泽东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用哲学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老人家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他同样相信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还要靠哲学思想来指导。于是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汨罗县是全国学哲学的典型。“三担牛屎六箢箕”、“不闻大粪臭，哪得五谷香”、“不管三七二十一”等民间俗语都被赋于深刻的哲学思想。汪先生参与并组织了汨罗公社学哲学用哲学试点工作，写下了这首充满辨证法的绝句。在这首小诗中，汪先生提出了种子好不好要通过种植实践，“让春泥作证明”的浅显道理。读书使人明理，汪先生在那样一个缺少理性的年月里，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胆识。而这种智慧和胆识就是他平常多读诗书，勤于思考中得来的。他不盲从，不唯上。这个从洞庭湖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灵魂，保留了泥土的本色，有自己的朴素见解。这正是一个领导人最宝贵的思想品质。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万劫而不衰，永葆青春活力，就是因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墨海飞舟”才有了今天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人与水争地盘，是数百年来洞庭湖及湖区人民的生存现实。人口的压力，向洞庭湖不断转移人口，大量的围湖造田，更加剧了湖区人民生存环境的险恶。在频频的水患面前，洞庭湖人表现了顽强的抗争精神：“雨聚风狂肆虐横，平畴顷刻浪波侵。田园百里成泽国，农户万家断路行。水患涝灾天地暗，乡村城镇妇孺惊。辛勤劳作布新景，创业艰难付浪声。”诗人这首写于1975年6月的《湖乡排渍抗灾》的七律，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水患的严重，同时也反映了湖区人民排涝抢险的艰辛场面。人类只有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狂妄自大，与自然以礼相待，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汪先生的这些作品是值得人们珍视的。

      血吸虫肆虐是洞庭湖人必须面对的又一生存顽敌。华容团洲垸采取围垦灭螺的办法，消灭血吸虫。1979年诗人有感于此写道：“遍布瘟神众庶愁，灭螺围垦拓荒洲。三年旷野披凉月，万顷湖滩展壮猷……”（《七律·团洲灭螺围垦》）。1998年洞庭湖大水后，团洲垸退田还湖。但是团洲垸的生存史、变迁史被诗人留了下来，供后人久久咀嚼。

      还是让我们回到诗歌艺术本身。人类产生了文字，差不多同时产生了诗歌。诗歌这种精短的分行文字，是人性的深度表达，是心灵的快乐与忧伤，沉静与豪迈。没有什么比诗歌能够更好地泄露灵魂的消息。从本质上说人的生存是不容易的。人一出生就走在回家的路上。庸常的人一天一天过着日子，诗人却发现自己是在回家的路上行走。生存的压力，旅途的疲惫几乎时时袭击着他。因此，人常常感到烦闷与焦灼，孤独而无助，也就时时渴盼着精神的慰藉，心灵的抚摸。于是，诗歌的手伸了过来，牵着他幸福地走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红泥小火炉，饭熟了，茶热了，等着游子归来。那里是何等的温馨与温暖，远远地就看见了父亲的微笑，母亲倚在门槛的身影。

      那么作为诗人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呢？当然是故乡。是故乡的亲人，故乡的泥土。而这些都是，又都不是。我说诗人的精神家园，是诗人对故乡、对亲人的追寻过程中，是诗人对“美”的审视过程中。所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必定是具有高度的“审美”自觉和审美能力的人。汪德辉先生写于1972年8月的这首《车过南华渡》的绝句，就表现了诗人对乡土的追寻，也表现了诗人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才华。水乡渡头，秋潮涨起，晚霞映天。诗人看到江面流波着火，那是红云在燃烧啊！这诗是何等的浪漫、雄奇。我曾在谈诗词的创作时说过，诗人写诗是要写想象中的可能，而不写是现实中的可能。因为现实中的可能是人进去的，想象中的可能才是艺术家进去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白发三千丈”都是想象，但又觉得可能，是“无理而妙。”庸常的人说水不能燃烧，但诗人却说流波着火，红云水面燃烧啊！这就是诗啊。

      无论从思想的深刻还是艺术的娴熟上说，这首写伍子胥的七律都是难得的人间好诗。两千多年过去，伍子胥英雄末路的故事，今天想来还叫人肝肠寸断。诗人如果没有阅世阅人的深度，没有强烈的人世沧桑感就写不出如此深沉悲壮，发人深省的作品。

      汪德辉先生近年攻读二十四史和有关传记，潜心创作“读史怀古”，得七律44首、七绝10首，叙述典评了几十位有代表性的中国历史人物，茫茫史海，感慨系之。我以为“读史怀古”是诗人最重要的作品，它标志着汪先生以无可争议的作品立于诗人之林。现在诗作太多太滥，很多押韵的分行文字，其实不能叫诗，更多的是顺口溜。诗，其实是有严格标准的。平仄和押韵就如一句话的主、谓、宾，是基本的标准；语言的形象和美丽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尺；思想的深刻和表现形式的独到又是最要紧的一条。七律《伍员》就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好诗的标准。一是视觉独特，没有泛泛地写伍子胥的一生，而是写他的“末路”。二是语言形象精美，如“鹰骨”、“鱼肠”、“楚墓鞭尸”、“吴门闭目”，皆形象具体，有故事，表现力强。三是思想深刻，有诗人的独到见解。诗人没有写伍子胥一家为楚国屡建奇功，为国尽忠。而是集中笔墨写伍子胥英雄末路时的情状和时代的悲壮。盖世英雄落得故国迢遥，开篇两句就叫读者唏嘘不已。中间两联偶句，通过四组形象，极写了伍员的悲壮。结尾两句，把镜头拉近到今天。由白马江依旧，但诗人心绪难平。为何？因为它表现了人间的大悲怆。诗中有“核”有“魂”，一直是压着感情在写，写得沉稳，有张力但不张扬，这样的诗就有力量。

      汪德辉先生诗、词、曲、赋、联都有涉猎，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南拳北腿，随叫随到。文字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结构如春天泥土，不板结不呆滞。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汪先生的“七律”。作诗的都知道，七律难做，尤其中间两组对偶句，没有两把刷子是搞不死火的。汪先生于七律最见功力，也最见功夫。随便提一首七律出来，都有看头，有嚼头。尤其中间两联常有奇思妙句，读之如饮甘淋，美酒余香满口，回味无穷。“大风歌壮涔涔泪，猛士头颅比比枯”（《七律·刘邦》），“烟笼桃李三千亩，水涨鳙鲢七十塘”（《七律·华容南山春雨后》），“野庙向湖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日暮吹香芷，月落林深泣杜鹃”（《七律·咏胭脂湖》），“朝霞未照鱼堆市，新水才生鸭踏波”（《七律·咏赛头口》）等等，好句子真是太多了，这真不容易。没有相当的修炼功夫怕是做不到的。汪先生又是极谦和低调的，写得这么好，可从来没声张过，这更使人佩服和敬重。

      我与汪德辉先生早年认识，但交道不深。这次因诗结缘，我们对谋艺有较为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在诗艺的许多问题上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和见解，彼此都有那么一点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可以直率地交流一些问题，这对于彼此诗艺的提高是有好处的。我认为今天这个时代不缺诗，但缺有血在文字里流动的诗，缺面貌生疏的诗，缺文字生动的诗。我建议汪先生在《临湖轩选集》后，再出一个精选本，选二三百道作品，它会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也是会被时间留下来的。我相信我的眼光和感觉。

      蔡世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湖南理工学院中国当代诗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