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情来描述读完熊崴四个电影文学剧本的感受。

      老实说在这之前我对熊崴的电影文学创作是忽略的，不以为然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只读过几年书的乡村汉子，能创作出像样的电影文学剧本么？现在我为我的傲慢与偏见感到汗颜，当然也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具有文学天分的“学生”（熊崴初中时我教过他几天课，他一直对我以“老师”相称）感到骄傲。

      不知是何动因，使熊崴迷上了电影剧本创作。熊崴可能至今还不知道在文学界早就有“作家怕触电”这一说。可见电影、电视剧创作有多难，难就难在进行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作家自己做不了主，得听制片人的、得听导演的、得听市场的，最后“磨”出了“怕触电”这么一句饱经沧桑的辛酸话来。不知者不畏，熊崴不知道这些也就不管这些，他一头扎了进去，潜心电影以及话剧文学创作，这一扎就是二十多年。2002年以来，熊崴在国家文学类中文核心期刊《电影文学》发表了《妈妈》、《国魂》、《宽背》三个电影文学剧本。在《艺海》期刊发表话剧《竞选战斗进行曲》、《红茶杯》，这是一份了不起的成绩，是一份沉甸甸的收获。虽然这四部电影文学剧本还没有一部被拍成电影公开放映，但这并不能否认熊崴电影剧本的文学价值。因为影视作品的拍摄成本太高，能否搬上银屏情况十分复杂。有市场、经费和潮流、时尚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约。尤其它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东西，个人很难说了算。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和影视剧的拍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部分，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熊崴的创作已经受到电影界的充分肯定，《电影文学》发表就是明证。熊崴以他的韧劲和智慧完成了对人生价值的坚守与肯定，同时也完成了文学身份的自我塑造。由此，我们读到了一个成功律师背后的故事，也读到了一个成功的电影文学剧作家背后的故事。作为律师的熊崴是有大名声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时间的沉淀，作为电影文学创作剧作家的熊崴，也是会有名声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熊崴的电影文学剧本上来。熊崴初中未毕业就从农村出来，做过多年的临时工，后来担任过行政负责人，企业经理，注册律师，经历风雨沧桑，遍尝酸甜苦辣，对生活特别是民间的人情世故具有深深的感触。毫无疑问，是民间故事与民间情绪燃烧了熊崴持久的创作热情。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四个电影文学剧本，无论是表现现实题材的《妈妈》、《宽背》、《走出寒冬》，还是表现历史题材的《国魂》，熊崴写的都是民间的故事、平常百姓的故事。熊崴献给读者一坛又一坛民间佳酿，开坛品一品吧：“真香吔！” 

      对民间烟火味的深情解读是熊崴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成功奥秘。

      熊崴是一个真正的来自民间、熟悉民间、懂得民间、进入民间的剧作家。民间是什么？民间是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鸡鸣狗吠、鸡零狗碎，是东家长西家短、大姑肥小姑瘦……总之是一团说不清楚的东西吧。但是，换一种说法还是可以说说的，简言之，民间是一种味道，是一种状态。能把民间味道、民间状态呈现出来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显然，熊崴的电影文学创作是呈现了民间味道与民间状态的。这不是一件易事，非功力深厚者不能。这也是我重看熊崴电影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

      民间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这个如同人体一样的民间生命活体，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民间创伤的自我修复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熊崴把握了民间，而同时他也就站到了一定的创作高度与精神高度。熊崴在他的电影剧本创作上凸显了作家思想的成熟与笔力的老到。我们看到即便塑造作为时代大英雄的戚继光，熊崴也把落墨的重心集中到了民间。是民间最终成就了戚继光的抗倭大业，也成就了明朝的、民族的抗倭大业。我以为，这既是一种叙述角度，更是一种叙述思想。在我有限的阅读视域里，对这种所谓大题材的处理，《国魂》的这种独特的“民间视角”是值得注意和称道的。

      我最为欣赏的还是《妈妈》。《妈妈》以今天来自大山里的底层小人物阿英进城找工作为缘由徐徐展开故事，浓浓的民间烟火味扑面而来。这种味道会吸引读者深入地痛快地阅读。它让我们在看到底层小人物生命精彩的同时，看到了底层小人物的生命尊严。而这种生命精彩与生命尊严又是从底层小人物身上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这才是一个健康社会最需要张扬与细心呵护的东西。底层小人物的精神高贵才是民族的、社会的最宝贵的东西。阿英有千万个理由借助外部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她的一大堆烦恼、一大堆难题。但是阿英没有，始终没有。作家的笔自始至终集中在民间，集中在一个一个弱小的底层百姓身上，让他们释放自身微弱的但却也是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民间来自我疗伤。民间的伤痛民间修复。我们从阿英、从喜姑、从好爹、从八姨甚至从小原爸爸等这些小人物身上，莫不看到一种伟大的人格尊严，也看到一种伟大的民间力量和一种伟大的民间精神。细思之，会使我们明白我们民族为什么历万劫而不衰，千百年来还能生机勃发，也就是这种千百年来培养的民间文化精神在长久地起作用。

      由此，我想到了《木兰辞》。花木兰完成了替父从军的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本可以高官厚禄。但是“木兰不愿尚书郎，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辞》之所以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就是因为她回应了这种永恒的、亲切的 “送儿还故乡”的民间呼唤。那是一种民间温暖，也是一种民间精神。显然，出生乡村的熊崴，流淌的是乡村的血液、民间的血液。民间，是熊崴温暖的精神故乡。他的生命和笔墨浸润在民间、在乡村。他的爱化成了五彩文字，回报民间的馈赠。在熊崴的创作里，几乎看不到丑陋的东西，也很少看到丑陋的人物。即是最为弱小的生活最为窘迫的群体，呈现出来的也是光亮的一面。

      民间，呈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民间温情培养了可贵的民间精神。这便是熊崴电影剧本创作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电影、电视还有话剧、歌剧等，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文本。熊崴的电影剧本是可以当散文去读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我是轻易不流泪的，但熊崴的文字常使我流泪，这是一种痛快的至情至性的文字。

2012年5月30日 北京

注：《宽背》，线装书局·2012版

作者简介：

      蔡世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湖南理工学院中国当代诗词研究所所长。

整理：杨怡
资料：来自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