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式现代化——纪念萧前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王伟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臧峰宇教授主持。
第一场发言由苏州大学卓越教授、江苏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任平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李景源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李德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郭湛教授，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教授，中央党校哲学部原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庞元正教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崔新建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欧阳康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丰子义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教授做主题发言。
周文彰教授发言全文如下：
对萧前哲学成就的深刻感受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式现代化：纪念萧前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4年9月21日）
周文彰
今天，我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纪念萧前先生百年诞辰。主题定的非常好，好就好在：第一，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双重需要，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第二，这也是萧前先生哲学研究毕生所围绕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萧前先生的学术生涯与成就，反映了他所在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双向互动作用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萧前先生第三届第五个博士研究生，我读过他的全部著述。这里，我谈谈我的一些感受。
第一个感受：萧前先生始终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问题为研究对象。
在他看来，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这个原则的根本途径，是要寻找、抓住实践和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理论才可能是管用的理论。（《萧前文集》第10页）这便是我们现在所提倡坚持问题导向。寻找和抓住问题进行理论研究，成为萧前哲学生涯的本色。他从来没有为研究而研究、为评职称而研究、为应对考核而研究。
第二个感受：主观与客观、书本与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遇到的根本问题。这是萧前先生研究最多也是最透彻的问题。
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急于求成、急躁冒进、主观脱离客观，是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早在1956年萧前就在《哲学研究》发表长篇论文《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与阶级根源》，提醒人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反对唯心主义，防止“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1959年，萧前在《哲学研究》第3期发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一文，对“大跃进”的错误作出深刻反思。他写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空前发挥，绝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是空想，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行动是盲动”。（《萧前文集》第26——29页）从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可知，萧前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议论，以庐山会议为标志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狂潮还在后面。在这种背景下，萧前写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赤子之心和真知灼见都是值得我们永远钦佩的。
是否看“条件”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如何对待主客观关系的具体体现。
萧前先生《论条件》一文，发表在1962年第4期《哲学研究》，这篇分量极重的长文深刻论述了有条件和无条件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有条件的，而一切都有条件，这一点又是无条件的”，因此，“我们就只该兴办那些经过主观努力有条件可能办到的事情，而不该去兴办那些在目前条件下没有可能办到的事情。”（《萧前文集》第65页）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是导致主客观脱节、导致不实事求是的祸根，把我们的事业害得好苦。若不从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若不从教条主义等“左”和僵化中解放出来，就没法实事求是。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萧前：他对各个时期形形色色的“左”的和右的思想观点嫉恶如仇，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战士，他本人也始终保持着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
第三个感受：为了消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思维和对“斗争”概念的片面理解，推动人们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萧前先生展开了对“斗争”范畴的独到研究。
1981年底，萧前和他的学生郭湛、李德顺合写了《论唯物辩证法的“斗争”范畴》。文章肯定，辩证法历来是讲斗争的，但斗争双方并不是一切方面都斗争；斗争的锋芒总是有所向有所不向，有所斗争有所和。文章强调，斗争绝不是为斗争而斗争；为统一与和谐而斗争,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因此，不以一定的具体的统一与和谐为目标的斗争，是盲目的斗争；最终不能达到预期的统一与和谐的斗争，是失败的斗争；违背客观规律(企图阻止旧统一的瓦解和新统一的产生，或者企图建立没有客观根据的统一)的斗争，是错误的斗争。（《萧前文集》第217页）这些论述不仅对于当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今天学习和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第三个务必”——“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开拓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也提供了科学的哲学智慧。
第四个感受：对实践的研究和高扬，构成了萧前哲学研究和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
《萧前文集》收入的第一篇论文《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发表于1956年第1期《哲学研究》，就把实践看作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别的基础。在《萧前文集》的65篇论文中，在题目中含有“实践”二字的多达12篇。萧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人民标准有机地联系为一个层层递进的整体，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萧前反复强调，要把实践的观点看作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对实践的科学理解上构建科学的实践观，并使之真正贯彻到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萧前文集》第460页）据此，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命题。他的想法和目的绝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必须维护这一点，这也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权威”。他只是想证明，“只有实践的唯物主义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必定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萧前文集》第486页）
第五个感受，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充分认识生产力的重要地位，而这项研究在萧前的哲学成就中分量很重。
在萧前看来，讨论真理的实践标准，必然要涉及生产力，因为生产实践是最根本的实践。而实践本身也有一个正确和错误、好和坏的问题。检验实践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萧前的《谈谈生产力》一文现在读来仍让我们钦佩不已，因为在论文发表的1982年，还没有多少人思考生产力标准问题。萧前凭着他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力和敏锐的哲学思维，从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发掘出了生产力标准，这是萧前的重大理论贡献。他指出，根据这个标准，萧前如果我们不能把生产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我们就会站不住脚，甚至要被开除“球籍”。（《萧前文集》第268——280页）
在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后，学术界仍然存在对生产力标准的疑虑和误读，深陷“姓资姓社”的思想纠缠之中。萧前及时发表《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问题》（1991年），一一加以有理有据的回答和疏导。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萧前连续写出《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生产力标准》《论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加深对“三个有利于”理解 统一对深化改革的认识》等系列论文，明确指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补充和发展，是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改革是为了增强国企的活力，不改革国企就会失去活力；统一对所有制结构变动的认识，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才能把各种潜在的生产力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统一对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认识，支持和理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政策；统一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就怀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萧前文集》第640——645页）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甫一提出，萧前就敏锐地看到了这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继承、丰富和发展。无论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落脚点都是人民利益标准。因此，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这使我有理由推断，假如萧前先生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他一定会以及其兴奋的心情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新质生产力、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实践问题，也是重大哲学问题。
回看萧前先生的一生，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创新。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处，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今天，我们对萧前先生的最好纪念，就是满腔热情地用哲学眼光研究现实的社会生活，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哲学问题，以影响实践，发展哲学。
与会的萧前先生的弟子们合影
